根据《魏书-齐王纪》裴松之注中对男性优伶扮演辽东妖妇的记载，以及《隋书-音乐志》对后周宣帝时期少年扮妇人的记载，和《隋书-柳彧传》对柳彧上书禁止男扮女的记载。

以及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俳优》对唐懿宗以来“弄假妇人”的记载，宋周密《武林旧事》对宋代杂剧戏班男演员孙子贵“装旦”演出的记载，元《青楼集》对女演员“旦末双全”的记载等等。

由此，作者认为这种“阴阳颠倒”的现象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在解放后已越来越少见。

然而近年来这一课题的研究却取得了一些更进一步的成果——厉震林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对优伶性别表演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例如厉震林200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优伶性别表演研究》分三章，第一章《优伶性别的权力话语和编排》从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性质乃是“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说起，阐述了中国优伶性别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也使性别角色符码化，产生了“卑贱者”和“色情者”的社会性别身份。

第二章《虚构和想象的优伶性别气质》从优伶性别的史学气质角度进行论述，认为男性优伶虽然在社会性别角色中存在女性化倾向，但由于史学天然的男性情结，又对男性优伶产生一种护持和默认。

第三章《文士和优伶的性别面具人格》又描述了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之间的独特而又微妙的文化人格联系。

由此作者认为男性文士的社会“价值目标”中均包含有性的因素，但由于男性文士和权力之间存在的“围城”现象而一直处于灵与肉的矛盾中。

而女性优伶由于特定社会性别身份，也就成为抚慰男性文士的女性客体——既可在诗文中寄托性幻想，又可在现实中饮酒酬唱。

但需要说明，由于男性文士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必然会在与女性优伶的关系中存在一种“表演”性质，而表现出一种双重人格——在使女性优伶成为自我拯救的“假面”以后，又对女性优伶实施一种压抑。

尔后，发表于2003年的《论优伶性别的历史哲学》一文中，作者重申博士论文中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史学中，男性优伶大多呈现出一种政治化气质，而女性优伶则是一种演艺化印象。

这种本质主义的史学策略流露出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意味。

发表于2004年的《论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一文中，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在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男尊女卑”中，中国优伶性别角色存在着特殊的两性结构性质，即男性优伶的女性化和女性优伶在“公共领域”里的男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