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项阳的《山西乐户研究》立足于传统音乐文化和艺术的传承，从乐籍制度入手，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山西乐户及其后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生存方式、社会地位、信仰崇拜、组织形式、供职机构以及多种音乐形态进行了考察和讨论。

也有邱永逸的《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直接传承了乔健对“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研究，以口述史和民俗志的方式，对北京天桥艺人的生存空间、传承方式、卖艺生活和今日天桥文化的再生产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理论分析。

因此，这些艺人团体的研究，对戏班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的《中国的宗族与戏剧》、《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等着作亦是采取依今知古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他的书中对中国江南农村的戏剧活动与宗族社会的关系进行探讨，强调了戏剧的社会文化功能，揭示了中国乡村演剧的祭祀、娱乐、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宗族凝聚力、扩大交往联谊乃至工匠行会抗争等功能。

并且认为只要这种功能还在，这种戏剧就不会消失。

而2009年易红霞发表的《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一文对以往的戏班研究作了简要综述，认为其以2000年为分水岭形成文献考据和田野考察两大趋向。

而21世纪以来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戏曲研究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开始从底层、大众和草根的视角。

关注戏曲的民间生存状态及其与宗教祭祀和乡俗礼仪的关系，为传统的戏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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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中国传统戏曲中男女性别反串表演的关注向来不绝如缕，然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止于现象之描述或史实之梳理，甚至带有认为这种反串表演有伤风化的偏见。

这方面像是吴国钦的《中国戏曲史漫话》第95节专话《关于男扮女、女扮男》，从京剧“四大名旦”、“女子越剧”等现象说起，追溯异性扮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