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又提出“返求六经”及与此相关的“古无经史之分”的见解，以为《诗经》《尚书》《春秋》原本是史，只是后来由圣人删定才变成经典。表明他一方面看到理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理学家易患穿凿附会的毛病，即往往脱离经典原义而发空论。

另有在蒙元颇有影响的大儒吴澄，其实是大宋江西人，世代业儒，自幼用力于圣贤之学，直承宋代理学的端绪，自以朱熹学术的传承者自居。其学也更加精微，尤其是他的“道统说”，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突出圣贤之传道本于天的思想。

至于其理学思想，主要以折中朱陆为特色。他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学问不本于德性，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据此可见其对朱陆分歧的基本看法。当学者执经问难时，吴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其意图在于使学者先反之于心，而后求之五经。

其于“天道”“理气”，认为“理”在“气”中，原本不离，“理”是“气”的主宰。而又以为为学之要在于“心”，主张反之吾心，体仁之本，敬为要；用仁之用，孝为首。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此“良心发见”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准。

吴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达燕京，与一班蒙元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相互切磋。彼时程钜夫觉得人才难得，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荐。

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纷纷出面挽留，但吴澄执意离京。但因为当时忽必烈驾崩，朝局动荡，我朝发起收复江南之役，因而被迫滞留于燕京，却为接受伪职……

陈识时和马端临见陛下一直静听张颂所言，并未打断，哪里还不明白皇帝对于朱理之学在蒙元方面产生的‘变异’有了想法，心里已然对于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他们作为皇帝身边近臣当然也清楚其因理学的盛行，与当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驳，进而对秉承主理之学的儒士进行打压，转而提倡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