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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不敢明指国军军方和保密局，但“光天化日”、“伪造公文”、“军用车辆疑云”等字眼已足够触目惊心。

茶楼酒肆，街头巷尾，人人窃窃私语，面露惶恐。

“连荣老板这样的人都……啧啧，这沪上滩，还有王法吗？”

“没听说吗？荣家儿子说了，那逮捕证上毛林木的大印，看着可不假啊，这是官匪一家啊。”

“完了完了，这地方不能待了，指不定哪天就‘被汉奸’喽。”

恐慌如同瘟疫，在富商巨贾间无声而迅速地蔓延。

银行挤兑骤增，特别是外资银行；通往香港、白鹰的船票被抢购一空，黑市价格翻了几番；深夜的黄浦江码头，常能看到鬼鬼祟祟搬运箱笼上船的身影；一些工厂主开始悄悄变卖不易带走的固定资产，兑换成金条刀勒。

荣德生的遭遇，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战后沪上那层勉强维持的繁荣假象，露出了底下脓血横流的溃烂现实。

法律失效，武力私用，特务横行，人身与财产毫无保障。

然而荣家孤立无援，绑匪的气焰却愈发嚣张。

他们利用保密局内部通讯渠道和沪上滩的黑白关系，不断变换联系方式，玩弄警方于股掌。

赎金开价高达200万勒，创下沪上绑票史纪录。

被关押在曹家渡阴暗小屋中的荣德生，身心备受折磨，一度写下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