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黄明远在辽东带甲数十万，又有数千可用的官吏和民生、国防、农业三家银行以及遍布辽东的四海商团经营系统，再加上他崇高的威望和辽东天高皇帝远的特情，黄明远终于敢对税收制度动手了。

有时候黄明远也敬佩那些改革者，譬如范仲淹、王安石等历史大佬，没有绝对的权利和绝对的实力，缘何有改革的底气。

这一次黄明远变革辽东的税收制度，便准备借着现在辽东各方势力不强的大环境，抢先造成既定事实，一步到位。

在中国历史上，税收制度一般与土地制度挂钩。大隋的土地制度为均田制，税收上为南北朝时期租调制发展来的租庸调制，即“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即田租，每年要纳粟二石；庸则是力役，每年替政府服劳役二十日；调是户调，男丁随乡土所产而纳。将税收通过受地的方式，固定到土地和户口上。而那些未被国家授予土地者便不用缴田租，“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这个规定内的除了不用缴交赋税，连力役也免除。

不得不说，租庸调制保证了社会发展，充分发展了生产力，使得老百姓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之中，包括其前身租调制，在北周灭北齐，大隋灭南陈，甚至历史上唐朝统一天下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一直到唐玄宗安史之乱之后，天下大乱，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受田制度也完全被破坏，租庸调制才不得不被废除。

本来黄明远可以在辽东萧规曹随，毕竟租庸调制在建国之初，开创基业时期，有着很强的发展力，能充分保证内部稳定和国家税收。

但问题是黄明远在辽东根本不受田，所以根本没有实行租庸调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