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此人，后世评价普遍不高。主要原因就是在鸦片战争期间扮演了个投降派主力角色。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琦善在战争之初与道光帝奏对时，就非常了解欧洲战舰与火器，是清国朝廷中第一个看清欧洲军事力量远胜清国的高级官员，所以他极力避战，正是明知不可为。

琦善到达天津后，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

恰好此时英军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军方面不得己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锚南返，琦善也于1840年底到达广州，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不久即与义律开始谈判。

琦善主政后，广东对英事务彻底颠覆。

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同时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副将陈连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之向英国人道歉；又撤散壮丁数千，导致水勇失业反而被英军招抚雇佣；还撤去横档水中暗桩，数次会义律于虎门，使英军得以探查水道，防务情报泄露；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对炮台守军大加裁撤；凡有抓住内奸、贩售鸦片的报告，都立即被呵斥，有探报英军情报的，都被言辞拒绝，还自以为是正经办事。

琦善到广东后的情报，陆续从郭士立和邹汉勋两侧汇聚到宋插处，再传回莱茵。谢绾看到琦善这个德性，也是无语——虽说他也不看好主战派的盲目自大，但这种自废武功式的“诚意”，岂不是连底牌都扔了在谈判桌上裸奔？

1840年12月初，双方开始和谈。内容没偏离历史，无非是围绕赔款割地展开。

义律坚持要求偿还烟价二千万银元，此处所谓银元，为“墨西哥鹰洋”，合一千四百万两库平银；另有割让香港，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