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仍有很多政权采取其他的传承方式。

比如契丹人立国之前的大贺氏族联盟，就是每隔三年，在八个联盟部族中选一人作为联盟首领——典型的选贤任能；

而正在与辽国大战的金国政权，则是兄终弟及（其实大宋立国之初也是这种现象，并留下了“金匮之盟”悬案）。

但不管社会处在哪个阶段，使用哪种交接方式，都改变不了政权的本质

百姓以钱粮、徭役等方式供养国家和官府，国家则安全、生存、文化、教育、卫生等各种公共服务产品。

判断国家（王朝）的文明程度，主要看其的公共产品种类和数量。

以这条标准来衡量，华夏自有文字可考的周朝开始，国家的组织形式一直在进步，惠及的百姓越来越多，为纳税百姓的服务产品也越来越齐全。

但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期间也有一些倒行逆施的政权——都没有长久的国祚。

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千年以后，大同可期。

大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道德水平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徐泽在《大同说》中隐约提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同时期的游牧、渔猎政权，组织形态与华夏不同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什么“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