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已经说到民国时期了，的确，其实改土归流并不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事情，在那时并没有彻底完成，是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彻底完成。

的确，这是真的，清朝时期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是并没有彻底完成，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算是封建残留吧。

所以到了后面的民国时期，也进行了一些更彻底的改土归流措施，才消除这种封建残留。

举个简单例子，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执行实际管辖的土司为政府所关注，云南地方政府陆续实施了若干改土归流措施，因此，还保留较为完整的南甸宣抚司也在改流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早在明代已见诸史籍，清初，中央政府在巩固对云南边疆统治的过程中，乘机在某些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总督事，在云南推行了规模巨大的改土归流。

但由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清政府的统治势力还不够深入，环境较为恶劣等因素，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

于是，改土归流只在澜沧江以东推行，地处“江外“边疆的南甸宣抚司不在改流之列。

其后的乾，嘉两朝基本上着力于进一步巩固江内的流官政权，江外则维持土司统治。

继后，全国形势动荡，西南边疆政局也处于飘摇之中，晚清政府疲于应付，既不能也不愿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了。

南甸宣抚司得以延存至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诞生后，土司制度仍在运行，这不仅与“三民主义“相违背，而且直接阻碍着国民政府在边疆统治的深入。

国民政府开始对全国行政建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云南边疆管理机构也随之进行了重组。

尤其是1912年英国殖民者进侵片马，滇西发生了边疆危机，加强边疆的统治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改土归流再次为各方所关注。

卯遮弹压兼交涉副委员周谟提出，以驻防该地的国民军为后盾，“密知各营管带，通令各司改流……除南甸，干崖，遮放，猛卯稍有兵力，余则摧枯拉朽耳。”

云南都督府驻大理的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李根源-“上经营土司急进，缓进二策“，建议实行改土归流。

不过大家知道，在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边区的改流。

云南政府根据李根源的建议，决定“从其次议，谓急于改流，转多顾虑.不若为之更化善治，以守潜移默化之功。”

于是1912年，云南都督府在南甸宣抚司设八撮县丞附属于腾冲县，民国时期南甸宣抚司的改土归流艰难地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