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协力办事，提高行政效率。

在改土归流实施之前，雍正就对地方官吏关于疆域问题谆谆告诫，据《清实录》记载：“广西地方徭僮杂处，匪类不时窃发，逾山越岭，难以擒缉。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后分防各弁，不论何标何汛，凡系附近处所，毋分彼此，互相应援，庶匪类不得潜藏矣”。

要求地方官吏“公同协力，不可以疆界为限而分彼此”。

雍正对土司地区官员的告诫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地官吏在解决土司问题时往往互相推诿，不能尽到职责，各自为政，导致行政效率的底下，甚至会与土官同流合污，包庇罪行。

鄂尔泰在推行改土归流时，有雍正帝的信任和放权，他积极与邻省督抚共同协商办理临界事宜，同时在改流地区调整疆界，为后续经济重振打下基础。

雍正五年，鄂尔泰在改流广西泗城土司时，就开始筹划重新调整原泗城土司疆界。

泗城土司面积广大，跨黔、桂两省，鄂尔泰建议“划江而理，江以南之粤，江以北属之黔”，达到“界限井然，防守稽查，皆易为力，庶两省之纷争永绝矣”的目的。

同时还革除旧习陋规，清政府为了巩固改流地区政局稳定，针对土司原辖区各种陋习旧规，颁布一系列的文告、禁令以及规定，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强迫其改变落后习俗。

因为土司辖区长期远离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各大小土司在其辖区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以此来实现对土民的剥削。

例如，广西泗城土司规定土民要按时缴纳“修衙门钱”，新平地区有“鞋脚钱”，等等。

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土民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压力，土民背上了沉重的枷锁，致使很多的土民因为差役繁重，纷纷把土地贱卖，甚至索性把地契送予他人。

改土归流后，清官员认识到笼络土民民心的重要性，把土司制定的杂税项目统统废除，把税收权还于政府，极大的减轻了土民的负担。

正是因为“轻徭薄赋”，很多土民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算是卓有成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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