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很重要，清廷在对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怀柔政策为主，没有处死过壮族土司。

除个别罪大恶极又不服从改流的土司被处以重刑，例如云南镇沅土官刀瀚因欺压百姓、强占土地被处以斩监候；贵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抢劫杀戮被处以终身监禁，其余多选择安插办法。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对贵州、云南、四川、湖广、广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规定，犯有“斩绞重罪者”，把其家人选择较远的省份进行安插，对犯“军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邻省，同时须接受地方官员不定期的检查，以防其寻衅滋事。

让土官强制迁离本土，是对其有“党羽相助为非”的顾虑，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后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台了具体的土官安插办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随父母、兄弟迁移；对无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没有父母、兄弟，允许其妻妾子安插于省城，免于外迁；对因犯军、流罪的土官，其家属必须同土官一起迁移，但是如果在迁移之前犯罪土官身亡，则酌情同意其家属免于外迁，安插省城。

安插于省城的土司家眷都要受到地方官吏的管束和不定期的检查。

雍正一朝安插土官的地方，主要有江苏、江西、安徽、浙江、陕西、广东、河南，其中以安徽、江苏、江西为最多。

安插之后，便于土司生计，规定“每十名拨给官方五间，官地五十亩”。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专门发布指谕要求：“从前云、贵、广西等处不法土司，除首恶惩治外，其余人等则安插内地，给以房屋地亩，俾得存养，不致失所”，雍正帝要求地方官吏对土司给予关照“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该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并饬有司等不时体察”。

保证土司的安全，以显示“皇恩浩荡”。

对于土司这种“厚待”，雍正主要是想让土官能在安插之所定居下来，断了回乡之念，不要返回原籍再生事端。

但是仍有土司思思乡心切欲回原乡，雍正十年，广西土官赵殿烘欲潜回原籍，立即被捉回安插地。

对改流土司实行异地安插是一种改流善后工作的重要手段，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一是使土司离开了世袭的势力范围，远离了土官残余势力，很好的遏制了土司势力的发展。

二是在安插地，土司被迫使入乡随俗，接受当地官吏“照顾”，从思想观念上慢慢被熏陶，接受了改流事实。

还有就是重划疆域，在改土归流后，对原土司辖区重新疆界，一方面可以瓦解土司管理根基，使土司失去对原辖区的控制力，削弱在当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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