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任何性质的国家统治者不可违背的规律。

在经济方面，首先，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是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整体而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

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

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

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

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

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

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贸易的呼声很难，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支持。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声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经济部门齐全，内部市场广大，自己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在国内得到供给。

对外部商品输入的依赖有限，当时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等。

同时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非没有海外市场。

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就不能生存。

不管海外贸易对当时地区、部分生产部门及与之相联系的部分人口已经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就国民经济整体和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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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来说，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这又为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

此外还有税收政策的影响，因为税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动作手段与规则，外贸税收也是一样，是中外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在当时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税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互动，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权行为，或者成为统治者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添加剂。

从而使商业税收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或政权色彩。

“明清粤闽海商集团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外贸商业税额，主要可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明清中央及地方政权所征收；另一部分则是由海外诸国政府或西方殖民统治者所征税。”

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其政权统治者以及西方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和殖民扩张往往必须倚重海上贸易维持其经济命脉。

其中征收海上贸易商业税就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样做必然损害到明清统治者的利益，明清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与自身利益，必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财源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必然实行海禁政策。

至于海禁政策的历史后果，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

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

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影响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