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此人身为士人，必知忠孝不能两，其母有病便弃职回乡，号称以尽孝道。而文相母女先后病亡，又可曾想过去国守孝？他也有脸劝文相死节；二者其身为文相部属，不思如何营救，不想文相在敌军中可曾受尽折磨，不希望为救国立功勋无数的文相多活些时日，却以其文劝主早死，其心可诛，其人可杀！”赵昺拍案怒道。

“陛下差矣，王生即便如此也只是小节有失，此文却意在劝说文相守节，此乃是大义之举！”陆秀夫听了皱皱眉辩道，可也觉得自己所言似乎很难说服陛下。

“哈哈，大义之举，他也配谈大义。若是其心中有大义，便应承文相之志召集兵勇抗击鞑子，而不是卖弄口舌，炫耀文笔，这只能说其意不纯，不过是想以天下人言逼死文相，借文相之死彰显自己虚情。如其心中若有大义，此国破家亡之际，君王蒙难之时他为何不死，还要苟活于蒙古人铁蹄之下。那些随之鼓噪之人的心恐怕担心的是也文相不肯按照其所想，是否敢于牺牲自己担忧不已吧？其实他们也不过是群胆小鬼，自己不敢死却一心想让别人死，都是些什么东西！”赵昺笑中带讽地说道。

作为有着现代人思想的赵昺对这些人的想法实在不敢苟同，他知道有些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

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同样掩盖不住对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