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相继统治蒙古高原的时代，草原世界遍布着各种部落。这些游牧国家内部，存在着王族旁支和诸多臣属部落，虽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通常听命于单于或可汗，但在内部问题上更多是一种协商为主的联盟性质，而统治草原世界的那个民族更多只是一个盟主。

对这些盟主来说，他们的权力合法性一方面来源于祖先战胜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竞争者，有权在草原部落之间担任军事领袖和内部仲裁者；另一方面也作为谈判者和战争首领，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这种国家结构与其说是自身进化的结果，不如说是草原世界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问题、有效团结起来同中原打交道而逐渐形成的。

正因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决定了当时草原世界统治者对其他部落统治的稳固程度。毕竟，垄断了和中原王朝的贸易权，就意味着财政上对各部落的绝对优势，也意味着他们对其他部落统治权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

蒙元不同，其不仅在形式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形成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国家制度，对辖境实施有效的管理。按理说已经可以与国家名义与大宋谈判，但是赵昺不愿意，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国家，比之松散的部落联盟更具威胁性，同样需要花费大量军费保持强大的武力予以压制，以其这样不若将其灭国，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和平……

“陛下，历朝史家皆已大汉武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自豪，即便草民今日说起亦是不免心中激荡，欲提刀上马酣畅淋漓以犁庭扫穴之威封狼居胥。想陛下同样有将蒙古人逐出中原，牧马塞外之志，而今陛下收复中原在望，自不会与敌媾和！”刘因看南朝皇帝若有所思，也大概明白了其的心思，又言道，“但是此策亦有隐患，不惜代价的进攻，实际上对国家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皆会造成极大的负担。”

刘因边说边看着南朝皇帝的脸色，并非出于胆怯和奉承，而是清楚自己的身份，说好听点儿勉强算是谋士。而他行事有些迂腐，性格倔强，可读了那么多书，也明白君王的谋士尽管能量巨大，甚至可以影响到其的决策。但事实上，谋士的主要责任还是出谋划策，那个拍板的人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