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道“人欲难填，发了公使钱，也难根本上改变。”

杨文广道“如此，就只能严明军纪。一有将官法外施刑，或是聚敛财物，重惩就是。”

刘几摇了摇头“严明法纪又何用？营中之事，上官又怎么能知道？若是许士卒投告，将领便就心存忌惮，如何管军？不许投告，将官再是违法乱纪，军中也无法知道。”

宋朝军队管理的基础是阶级法，一级压一级，每一级军官总揽大权。与阶级法对应，不许下级告上级，以免动摇其权力基础。如此统兵官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士卒只能忍受，哪怕明知上级干犯军法，也投告无门。这样的格局另一个附属产物，就是骄兵悍将难制。将领专权，管理属下就是其个人事务，管好管不好看个人手段。将领软弱，拿下级没有办法，权力就转移到了小团伙中，无法依制度理顺军中关系。

这几个现象相辅相成，同时存在。理想的是统兵官专权，用严厉的军纪，让整个军队成为一体，号令严明。其实不可能做到。没有制度约束，统兵官和士卒的关系就如老鼠和猫。猫能抓老鼠，耗子就天天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没本事抓老鼠，耗子骑到猫的脖子上，也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