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到案前端坐下来，从案上取过一柄用来裁纸的银鞘小刀。

朱由检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用刀尖划开了第一道火漆封印，蜡块应声而裂，露出了下面的丝线，他依次割开三道封印，随后，缓缓开启了黄杨木匣的盖子。

匣中并无惊奇之物，只有三份用黄色绫布包裹的厚重奏疏，以及几件同样用丝绸细心缠绕的小物件。

他首先取出了最上面的一份，解开绫布，露出奏疏的封皮。

上面是徐光启那苍劲有力的馆阁体，字字都透着老派学者的严谨。

奏疏并非仅来自京畿一地，而是厚厚的一迭，分别由他早已密令派驻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北方各省的密探、皇庄管事、以及刚刚并入新成立的“农学院”体系的地方官吏联合呈上。

这些，都是他一年多前便已开始着手布下的暗棋。

如今，在徐光启这位宗师的统合之下，这些零散隐秘的试点终于汇成了一张覆盖整个北方的农业实验网络，并呈上了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答卷。

通篇皆是翔实的数据与严谨的实录，字里行间满溢着一位严谨学者在看到自己毕生的理想被以如此宏大的手笔付诸实践后，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以及对这惊人成果的审慎。

奏疏的核心内容呈现眼前——数月来的一个关键性成果。

其一，为“北方诸省，新作物试种皆获大成”。

“臣等遵陛下圣谕，整合陛下早先于北方五省所设之秘密农庄，以新立之‘农学院’名义，统一调度，旨在探明已在闽粤流传之‘土豆’与‘番薯’二物，于不同水土、不同旱情下的生长极限，以为国策之凭据。”

朱由检翻开了最上面那份由徐光启亲自执笔的总结性奏报。

“初，此二物之试种于各省推行，皆遇阻力。所募农人见此南来之物，或言其喜湿喜暖，难耐北地风霜；或言其形貌怪异，恐败坏地力。

然各处试种官吏、弟子，皆严循陛下数年前便已密授之‘深耕、垄作、重施基肥’六字口诀，分地块精细调控水肥，日夜记录，不敢有丝毫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