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点的话，就得承受愤怒心理阶段对医生的迁怒，很少有人能控制得住这种极端失望转化形成的情绪。

比较中庸的方法是，用完全客观的角度将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叙述一遍——实际上也没啥区别，该讲的早讲过了，听不懂的再讲一遍也不会懂，或者是不愿意懂。

讲完后再交给对方选。当然，无论对方选什么，医生都可能会最后强调一遍这个选择的风险，并确认在做选择时已经清楚且接受。

这样算是尽到了最后的义务，顺便把雷给排了、锅甩了。

克拉夫特搬了张椅子，在床边坐下，好与对方平视。

“疾病进程中本来就会有阶段性的缓解或恶化，但大方向上我们早就交流过了。

“病人已经有了实质性病变，不由外力介入处理的话只会继续进展，目前看不到好转希望；但同时，治疗方案不够理想，最优情况下，我都认为存在三成左右致死率，以及更高的致残风险。”

“唉……”看着本尼纠结茫然的表情，克拉夫特叹了口气。

不出所料，讲得再多也一样，家属不一定听得懂，听懂了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医生，本质上还是盲选。

看似是把选择给对方，实际上是把选择给了命运的骰子。

也许是昨日手术消耗了太多精力，理性与利弊计算难以维系。在烦躁、疲惫之外，他忽然感觉到，有异样的拘束感被从哪个松动的裂隙里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