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的学习让库普知道脖颈的复杂，只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道，就可能让几节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形态各异的椎骨发生位置变化，而这样的位置变化只要一点，就能造成致病到致死不等的效果。

他也见过平时的手法复位，需要在体表通过那些骨性标志的位置推断情况，而后小心牵扯，还有复位失败的可能。

然而那双手的目的性很明确，没有来回调整，在牵拉后转动了一个果断的角度，随后松开、推压复位。

脖子回正了，昏睡中病人脸上的表情舒缓下来，脖子两侧和前后被垫上棉垫、捆上厚树皮制作的板条固定。

“这种不是标准操作，只是时间有限的妥协。”克拉夫特百忙中还有空指出自己的行为不值得学习，“平时还是要老实寻找骨性标志定位再小心尝试。”

但他马上就以同样的方式复位了好几例肢体出现明显畸形的骨折，包扎固定贴牌，嘱日后复查。

速度和效果比库普所知的任何情况都快，甚至比平时的克拉夫特自己更完美。

连旁观的教会人员都发出了外行的赞美，从瓦丁修士那得知了克拉夫特救助过一位头颅受伤的同僚、还不是敦灵大学医学院的人后，更是表达出了难得的认可。

作为学生和助手，应该为导师的技术感到与有荣焉。但库普只觉得自己生出一种不可理喻的情绪，这种情绪像黑夜中拉长的影子被投射到心灵上，他花了好一会才分辨出那是扭曲的畏惧。

这种畏惧不是来自于未知，而是来自于已知。正是因为理解，所以才会觉得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