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事的人中有不少旧地主士绅，这些都是周士相推行“建村设乡”，皇权下乡运动的“受害者”，其中很多如果严格区分的话，便是汉奸，因为他们在清军占领期间可是积极配合了清军，出工出粮还是次要，不少人还曾替清军通风报信过。出于迅速稳定地方考虑，除香山寥寥几县，太平军进行了大规模镇反，其余地方采取的手段相对要温和一些，毕竟广东受兵灾十多年，现下残存人口不到三百万，能称之丁口的只有百十来万。若是针对这些地主士绅和宗族势力再来一次严酷的镇压，人口势必仍会下降。

不想，当时的心软却让这些旧地主士绅成了今日闹剧的一员，而那些因为不肯进新学的举人老爷和秀才相公们也因为太平军对他们的“慢待”悲愤。这年头，能读书的都是家境要好的人家，而这些人家十有七八都是地主士绅家出来的。家中有读书人，有秀才，有举人，有进士老爷，才能称为士绅，否则就是一乡下老财，衙门一个小吏都能欺压你一番。故而所有人都想成为士绅一员，因为在明朝，士绅的权力极大，也是统治的基础，朝中的官员是士绅的代言，而士绅则是官员们最坚定的后盾，两者彼此勾结与皇权相对抗。

皇权下乡，县乡村的新政权构架无疑就是刨这些士绅、官员的祖坟，是断他们的根基，所以求告无门的士绅和学子们才会毫不迟疑的响应张孝起等人伸讨公理的举动，因为这件事如果成功了，很可能就会橇动太平军在广东推行的新政权构架，只要有一块砖脱落，这个体制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彻底推翻，哪怕名义上仍在，可那乡村的统治权只怕仍就被这些旧地主士绅所掌握，到时，一切又如从前。

官员们为了大义、为了权力，士绅们为了夺回被削夺的财产，为了夺回乡间的统治，士子们为了做官，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回乡成为士绅，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唐王“大礼议”事件。

周士相的出现没有让事情变得静止，而是越演越烈。广州府陆续抓捕了一些人，都是趁机打砸抢的闲汉刁民。

行宫中静悄悄，唐王似乎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没有传出片言只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