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外国人和外省人比巴黎人还多。

——巴尔扎克

当马车辘辘的驶过塞纳河畔时，亚瑟隔着灿烂的阳光审视着这座城市的轮廓，心里忍不住把眼前的风景与四年前的记忆做起了比较。

四年的时间，哪怕放在人的一生之中，也是一段不短的时光。

但是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四年的光阴有时候显得很短暂，有时候却显得很漫长。

1833年，他第一次来巴黎的时候，霍乱的余波还没有完全平息，这里的政治气氛因为1832年六月起义的影响，还显得很紧张。那时的街头，四处都弥漫着一股被石灰水覆盖的酸涩味道，许多小街小巷的下水道沟渠里还积存着许多腐烂的垃圾，雨天一来便污水横流。

他还记得自己有时候一不注意，踩在石板路上，裤腿上还会被溅起一堆泥点子。

但四年后呢？

当然，巴黎的城市面貌从外面看，貌似并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兴建太多的房屋，也没有多出太多地标性的建筑。

但至少在塞纳河两岸的几条大街上，市政官员似乎真的做了些功课。

石板铺得更整齐了，几处低洼的地方再没有看见成片积水。

街道上行人虽然看起来依旧拥挤，但脚步却没有了当年的踟躇。

当然了，这样从小处做文章的市政理念，或许也和执掌巴黎城建计划的塞纳区行政长官朗比托伯爵的执政观念密切相关，朗比托伯爵和他的前任长官德·沃威克伯爵一样，他们与拿破仑帝政时期的前辈们有所不同，他们都不喜欢重用支持重大城市建设计划的专家们，而是青睐小规模的工程改造计划。

按照朗比托伯爵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他尤其鄙视那些将给城市风貌和居民生活带来恶果的宏观框架。

因此，自拿破仑帝政时代终结后，原本巴黎计划进行的各项大型工程建设有一大半都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