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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记录得十分细致、认真，可谓第一手资料。但邵树义看着看着便皱起了眉头，他后世虽非专业会计，但也认识到这样记录是有问题的。

首先，“钞”是什么钞？至元钞还是中统钞？虽然他很清楚是后者，但这里并未标明，存在舞弊空间。

其次，一瓮酒多少升？他翻了翻前面的账目，发现去年秋天也买了，同样未标注容积。据他所知，市面上酒瓮大小不一，价格自然不一样，况且这里甚至没标明是什么酒。

第三，花钱雇人掏井没有问题，但雇了几个人？花了多少工？没有记录，只有十五贯钞的开支。

第四，六十贯钞买了多少油？菜籽油还是麻油，又或者其他什么油？

问题太多了，几乎每一项都存在舞弊的空间。

放回这本记录了铺子日常杂用开支的账册后，邵树义拿起第二本，然后精神一振——

“四月初一，支粳米一石、香莎糯米五斗、好盐三两、砂盐半斤、酱菜两坛、钞六十贯，供掌柜王升月钱。”

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邵树义终于知道了王升的工资，基本是他的三倍。

下面还有别人的——

“四月初一，支粳米六斗、香莎糯米二斗、好盐一两、砂盐半斤、酱菜两坛、钞四十贯，供武师张能月钱。”

唔，张能的收入差不多是他的两倍。

“四月初一，支粳米五斗、砂盐半斤、酱菜一坛、钞三十贯，供直库吴有财月钱。”

老吴的工资同样比他高，这就是老员工了。

不过，他们应该不是靠这点死工资过活吧？邵树义暗暗揣测道。

后面还有十几个人，大部分甚至只有支粮、盐、酱菜的记录，而无钱钞，而且有的月份领，有的月份则没有。只有寥寥三五个人拿到了宝钞，大部分在十贯、十五贯上下晃荡。

邵树义粗粗一分析，便知除了粮菜之外还能拿钱的大概是雇工，只有粮食开支的多半是郑家的奴婢或驱口。

如此一来，这家青器铺的人员结构便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