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理应与贵族是一体的，在国家困难的时候，贵族应首先站出来为国贡献，但现实是贵族总是阻碍着皇帝的计划。

相对来说，那些资产阶级就顺眼多了。

作为曾对经济和财政有些学术上的研究和贡献，肖恩也接到了许多邀请。

除了热那亚人同乡会这样的团体，肖恩在抽空拜访圣城大学校长帕尔默先生时，还收到了一些研究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方面的学者组织的沙龙的邀请，这些学者虽然无权无势，有足够的理性为帝国献言献策。

肖恩敏锐地发现，这些大学出身的学者严重脱离实际，他们以为仅仅依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毫不费劲地给复杂的现实社会来一场彻底而迅速的革新，这分明是一场大危机来临前的先兆。事实上他们毫无准备。

这些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天生具备理性，而另一些从事人文领域人士则表现出来的是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肖恩受邀到圣城一个知名的俱乐部——郁金香俱乐部进行一场演讲，题目是他自拟的《我们的未来》。

他的听众，有小说家、戏剧家、画家和音乐家，也有记者与政治新闻评论家。与大学里那些与他们有共同理想的学者相比，他们在思想上更加自由和活跃，甚至是偏激，你可以把这称之为热情。

当然也部分贵族和行政官员来到这里，他们与肖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轻、活跃并愿意与自由派人士对话。

作为一名伯爵，肖恩当然要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说话，因为这是政治正确。

在这一根本原则上，他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或者说是讨好在场的所有人:

“不管诸位喜欢不喜欢，等级制度是国家的基石，如果这块基石产生松动，那么我们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