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十一月，和珅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代理职务。十二月，他被委任管理户部三库事务。1782年，和珅以军机大臣的身份查办了甘肃镇迪道巴彦岱受贿案，但由于徇私情而被降三级留用。同年八月，和珅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十月，他又被任命为经筵讲官。1783年，和珅获得了赏赐双眼花翎的荣誉，并担任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

七、权势独揽

随着和珅在朝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到了1784年，和珅被调任为正白旗满洲都统，并担任清字经馆总裁，同时还被授予了轻车都尉的世职。不久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并管理户部。此外，和珅还被封为一等男爵，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了朝廷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时，朝廷中存在着四大势力：以阿桂为首的武官派、以刘墉为首的御史派、以钱沣为首的反对派，以及以和珅为代表的贪官派。和珅并没有急于与其他势力展开正面冲突，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扩展自己的实力。他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商人和犯罪集团，迫使商人们臣服于他，否则就会遭到灭门之灾。例如，浙江富商曾氏因为拒绝缴纳所谓的“帮费”，在一夜之间全家被杀，财物被抢。尽管最初对外宣称是强盗所为，但最终被御史平反。这一系列事件为和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增强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资本。

1784年的正月，乾隆帝开始了他的第六次南巡。与上次南巡相比，这一次和珅的地位显着提高。由于和珅命令各地府县进献资金用于南巡的筹备，使得国库未花费一分一毫便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因此，乾隆帝下令在南巡过程中，和珅必须站在自己身旁，以此彰显其功劳。

到了1786年，和珅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依然兼任吏部和户部的职务。他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几乎掌控了朝廷的核心部门。

1787年春天，北京地区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粮商们囤积居奇，导致粮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和珅提出了设立官厂，低价出售粮商手中的粮食的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然而，同年三月，李清的《诸史同异录》事件发生，和珅因牵涉其中而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和珅积极采取行动，致函江苏、浙江等省的总督和巡抚，要求查找李清的着作。六月，和珅向乾隆报告，《四库全书》中存在大量的讹误，这一举动引发了大规模的校勘和赔偿风波，最终导致《四库全书》总校陆费墀家破人亡。

1788年，台湾发生了林爽文起义，尽管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和珅因“承训书谕”的功劳而被晋封为三等伯。同年五月，和珅再次致函江苏、浙江、安徽的总督和巡抚，传达乾隆的谕旨，要求加紧收缴“违碍”书籍，再次掀起了禁书和毁书的高潮。

到了1789年，和珅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官，并担任教习庶吉士。次年，他获得了赏赐黄带、四开禊袍的荣誉，并且官阶提升了三级。此外，他的儿子丰绅殷德也被赐予了散秩大臣的职位。

八、如日中天

随着和珅在乾隆朝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到了1790年，他创立了一种名为“议罪银”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如果官员犯了罪，可以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银两来免除刑事处罚。这些银两被纳入内务府库，供乾隆帝个人使用。这一制度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对此制度进行了弹劾。

为了回应尹壮图的质疑，乾隆帝下令由户部侍郎庆成带领尹壮图进行实地考察。然而，为了不扰民，规定在到达某个地点之前需要预先通知当地官府。因此，尹壮图所到之处都是歌舞升平、秩序井然，这使得尹壮图在到达山西太原后便上奏称：“仓库整齐，并无亏缺，业已倾心贴服，可否恳恩即今回京待罪？”然而，乾隆帝并未完全相信尹壮图的报告，并指示他继续前往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地进行核查。

最终，尹壮图并未发现任何问题，都察院下令将其革职，并交由庆成押解至京，交刑部治罪。经过廷议，尹壮图被判处死刑，但乾隆帝最终宽恕了他，认为应当以批评作为规范，而不应施以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