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了包括红党、社会党在内的多数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忧心忡忡，担心这将是通往个人独裁的滑梯。

尤为棘手的是，高卢红党在抵抗汉斯占领的运动中，发展出了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和基层组织，在战后首届制宪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

戴将军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通过让其加入内阁并担任诸如国防部长等关键职务，成功地将这股强大的力量暂时纳入了国家体制框架内。

但这无疑也让本已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社会经济方面，形势同样不容乐观。

整个高卢的工业生产仅恢复到战前一半的水平，铁路网支离破碎，农田荒芜。

通货膨胀如同脱缰的野马，法郎急剧贬值，工人要求提高待遇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戴将军和他的政府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

唯一能聊以自慰的“好消息”是，凭借战时贡献和大国地位的惯性，高卢勉强挤进了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了常任理事国之一，至少在法理上重返了大国行列。

但这顶王冠，此刻显得如此沉重而刺眼。

就在八月，戴将军还面临了一个极其艰难且充满象征意义的抉择。

是否批准对89岁高龄的维希政权元首、同时也是一战英雄贝当元帅的死刑判决？

最终，戴将军出于复杂的考量，包括贝当在一战时的卓著功勋，以及40年贝当曾对当时呼吁抵抗的戴将军做出的死刑判决实际上并未认真执行，动用了总统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