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何彧稍稍一顿，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继续道：“还有，告诉大汉商会和同福酒楼，将最烈的酒优先供给救援队，凡是参与救援的士卒，每日遮挡口鼻的布巾和双手都必须用烈酒浸泡，被救援的百姓如有发热、呕吐等症状的，与普通百姓隔离，百姓临时居所也必须撒上石灰！至于具体救治，就交给华佗神医安排！”

安排完这一切，何彧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些手段应该能够大幅度降低瘟疫的爆发和传染，不然一旦瘟疫传播开来，恐怕不会比这场“人祸”死的人少。而且在张仲景尚未写出伤寒论的这个时空，对于疫病的治理，除了一些个别如华佗一般顶尖的医者以外，大部分普通医者都没有什么有效办法，一旦控制不住瘟疫，恐怕汉末三国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场景也会在这一时空重现。（后世大部分疫病的治理与防治，基本上都是参考自晋代太医王叔和，根据自己搜寻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的轶文整理而成的《伤寒论》，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早已失传，也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想到这些，何彧不由又想到了张仲景这位在华夏中医药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想着是否要提前将这位如今已经差不多不惑之年的长沙太守给征召过来，但又怕因为自己的征召，这位因家族近两百人死于疫病才开始奋发研究医药的医圣，因缺少这份刻骨铭心的悲痛，而写不出被后世奉为圭臬的《伤寒杂病论》。

何彧正自纠结之时，有亲卫来报：“大将军！平北将军吕布携平东将军赵云押解叛将高干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