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当年范仲淹等人，发动庆历兴学运动，大兴州郡教育

。

然后，天下诸路的发解试卷到飞起。

以至于，大宋不得不发明特奏名进士，来安抚

那些屡试不中的读书人。

不止读书人卷。

便是考上了进士的人也在卷。

大宋一个萝卜一个坑，但位置却相当有限。

文臣京朝官从仁庙开始，就一直在两千八百人上下波动，选人则一直在一万上下来回。

但，光是每三年的进士就有四百多。

此外，恩荫、奏举官，每年都有三四百人。

差遣是有限的，而官员却在不断增加。

大宋朝廷对此几乎束手无策。

最后只能是发明各种各样的条贯，将官员的任职年限不断下调。

一个县令，常常才刚刚熟悉一下辖区情况，规划好施政，朝廷的调令就来了。

因为，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在汴京等着他离任。

熙宁兴学之后，这个情况就更严重了。

士大夫越来越多，但差遣却固定不变。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民间。

土地恒定不变，但人口却在不断增长。

于是大量百姓，涌入城市。

汴京城城外的九厢十四坊，现在已经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到底住了多少人？

也是因为城外的土地，被大量占据。

导致汴京菜价涨上天。

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条不断收紧的绳索，死死的勒着大宋的脖子。

新党上台，解决不了。

旧党上台，还是无能为力。

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