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不高兴，刘大夏知道自己意见不被采纳，数次上奏章请求辞官。

同年五月，朱厚照下诏加封他太子太保，同意他返乡赐敕书、车马返回，按旧制供应粮食和役仆。给事中王翊、张襘请求留住刘大夏，吏部也要求留刘大夏，朱厚照都置之不理。

故而纵观弘治一朝，刘大夏一直都和弘治皇帝相得益彰，并不只是嘴上功夫。其数次平定民乱和兵变，也深感九边的糜烂，有心改革却迫于形势。

只是他身上，也有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局限性，想出的改革之策，也大多是重人治，而非从制度上进行改变，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很难执行下去。

毕竟其余大多官员，都是反对大动干戈的改革，而是一直致力于所谓的大局为重。

至于刘大夏最大黑点，当属烧毁郑和海图，可这事是存疑的，更多是的他竭力阻止再度下西洋。

在明代有关的一些史料中，关于此事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刘大夏为了阻碍皇帝再下西洋，故意把档案藏了起来，比如万表灼艾余集、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等。

也有的说刘大夏为让皇帝死心，直接把这些档案烧了，比如顾起元客座赘语。

而刘大夏烧毁郑和档案的说法，也是源自于殊域周咨录中记载的一句话。

刘大夏评价下西洋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

正是因为这句话，明万历年间学人顾起元所撰之客座赘语。在书中，顾起元将这段文字，将以往文献所载“案虽在，亦当毁之”，变成了“取而焚之”。

这估计是后世学人可以查到的刘大夏烧毁郑和航海图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依据。

但无论怎么说，刘大夏就属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能办实事，不收取“羡余”，一身清廉，能够真正忧国之所忧。局限性就体现在他不能放下身段，坚守了一下不该坚守的东西。

这只能算是认知的问题，他就像是清末时期绝大多数士大夫一般，当被奇技淫巧打懵逼后，这才放下身段，仔细的开始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