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又转头吩咐王体乾，带几个侍卫去把海兰珠和布木布泰暂时关押起来，才给虎大威等人颁赏后令他们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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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分明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于为国征战的武人，朱由校一直比较慷慨。

但有一点，那就是爵位，他一直没有轻授。尽管皇帝常说不吝封候之赏，可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至于民爵，则和真正的爵位没有什么可比性。真正的爵位，应该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相当的尊贵难得。

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将封爵标准定为“非社稷军功者不得封”，并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

从靖难之变以后，封爵标准有些松泛，但文官要封爵，还是要立下军功方可名正言顺。

到嘉靖时期，由于军功冒滥现象严重，以及武官地位低下，重文轻武体制的建成，逐渐出现了武官难封的现象。

有很多勋臣更以武职封爵为耻，尝云“我勋爵，非军职。”，意味着封爵标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随着重文轻武的体制建立及统治者个人品行才能的因素，朝廷文官勾结压制武将，使武官封爵越来越难。

可以看到，从嘉靖元年开始，一直到崇祯十六年的百余年时间里，以军功封爵者，仅辽东总兵李成梁一人封宁远伯。

史载李成梁军功冠于世，然为其得封也“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也就是说，甭管你军功高不高，高到什么程度，也得走门路，四处撒钱贿赂，让朝中人为你说话进言。

朱由校曾就此问题询问过礼部老臣，按照他们的解释，自嘉靖朝始，“盖祖宗朝都督有劳，宁封流伯而不加保傅，典制一变也。”

说得简单一些，朝廷用更多的虚衔来赏功，给封爵的道路增添了无数的关卡。

比如军功赏赐，先升官阶，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同知，都督佥事，都督同知，都督。

直到最后升无可升，才有可能封爵。所以，武将们距离封爵越来越远，以最厉害的戚爷爷为例，他最高才熬到了少保兼太子太保。

至于追封，则是死后哀荣，与生前拜将封侯，又是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