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

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

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

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

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使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

《史记·天官书》、《汉书·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导致谶纬之学泛滥，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

汉武帝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

董仲舒于是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

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