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治国纲领的讨论还集中在一个小圈子内，参与其中的人不超过十个，但吴王即将称帝的风声还是传了出去。因为孙坚坚持以汉臣的身份下葬，就连孙坚的富春侯爵位都传给了孙权，丧事就成了孙家的私事，不称为国丧，这两件事得以并行不悖。

不出蔡琰所料，如何限制君权成了最大的焦点。除了孙策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不是反对孙策的这个决定，而是怀疑孙策能不能做得到，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予以保证。

从商鞅变法以来，君权就一直在膨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尽管是一句空话，毕竟提出来了，如何限制君权却是只字也未提，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在为刘氏皇权了合法性的同时，也有用神权来限制君权的用意，但是很显然，这一点落空了。虚无缥缈的神权对君权的影响有限，能有多大影响取决于皇帝本人，当他敬畏天命时，还能有一点影响，当他只顾眼前时，天命就弃如敝履，层出不穷的灾异除了造成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外，并没有对君权产生多大的影响。

孙策主动提出限制君权不管他是口头做做样子，还是为了堵世家的嘴主动让步这当然是众臣求之不得的好事，从老臣如蔡邕、黄琬到少壮派张、虞翻，没有人不希望限制君权，维持君权、臣权的平衡，但如何限制，他们都没有底，意见不一。

在这一点上，张、虞翻反倒不如蔡邕、黄琬来得洒脱，他们是文臣之首，就是相，相权是臣权的代名词，君权、臣权之争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君权与相权的竞争，他们如果太积极，很容易被认为是擅权。蔡邕、黄琬没有这样的顾忌，放胆直言。尤其是黄琬，依稀又找到了当年作为党人中坚的感觉，战意盎然。

在与孙策正式讨论之前，几个人初步合议时，黄琬提出一个建议恢复汉朝初建时的三公制度，罢免尚书台、秘书台等内朝台阁的权力，取消大将军、骠骑将军等职能重叠的内朝官职，由丞相掌民事，太尉掌兵事，御史大夫掌监察权。

总结起来一句话，罢免内朝，权归外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