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三观，和价值观，其实是扭曲的，他并不能分辨忠奸，贤能或庸才。

作为一个领导人，所谓的管理，说穿了，无非是最简单的管人和理事，作为领导人要识人之明，用人之能，育人之力，这是最基础的能力。

然而，崇祯的遭遇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些堆叠如山的奏章让他越看越烦躁。

实在是太糟糕了，甘肃、陕西、山西那边的流寇跟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越剿越多。

各地一个劲的叫苦，不是这里大旱就是那里闹蝗灾，要不就是刁民抗税，冲击衙门。

山东那边登莱叛乱虽然持续时间不长，波及两府十余县，平度、莱州、黄县等地让叛军杀得鸡犬不留，好好一块富庶之地，生生变成了只闻鬼哭不见人烟的鬼蜮，就连他最大的希望，五年平辽的袁崇焕，也折在山东。

如果不是孙承宗苦劝，他是绝对不愿意接受秦承祖的投降，可是国事艰难，孙承宗老谋成国，向他阐述后金的后患。

如果朝廷再败，叛军声势将会越发壮大，那个时候，短时间内根本就没有办法平定叛乱，局势才会更糟糕。

让崇祯欣慰的是，孙承宗提前两三个月就预判到后金会攻打大明，只是孙承宗没有预料到后金会破关而入。

就这件事能让他省心一点的！让他稍稍高兴了一会儿。

可是，孙承宗提兵抵达蓟州之后，摆开车马，与皇太极准备撕杀一场，可问题是，皇太极根本就不与孙承宗对阵，而是利用骑兵优势，迅速穿插，部队一分再分，反而让孙承宗弄得顾此失彼，特别是在十一月初五的上午，后金二三百骑出现在北京城的广宁门外，二十余万驻军居然没有人敢战。

让崇祯比较欣慰的是，这个时候，东江镇毛文龙派人前往京师献捷，他率领东江军将士，趁皇太极不备，突袭到沈阳城下。

后金准备虽然充分，毛文龙利用女真仆从军，趁机偷袭，只是可惜，这次偷袭失败，仅仅斩首一百五十余级，擒获牛录额真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