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没有一个州县失陷，也没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员投降附逆。

不光光是一个骨气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问题。

从贼附逆，家人和家族都受连累，同时自己在史书上也落个臭名声，人生艰难惟有一死，但必要之时，也就只能一死了。

所以在松锦之役时，大军失败洪承畴失陷军中，崇祯直接给这位大臣上了祭词，追赠谥号，因为在洪承畴之前的所有文官大吏，甚至是高级武将选择投降的都没有多少。辽镇投降的将领多半是守备到游击级别，官职不大，在辽东地方和女真打交道又多，惜死投降或是投机女真，觉得女真最差也能割据辽东百年，所以才选择降顺。

而从袁应泰这个辽东经略，到高阳城中抗清不屈而死的孙承宗，大明文官就没有一个选择投降的，不管是东虏还是流寇，文官的选择便是力战不屈，殉国尽忠，以守臣节。

倒是在京师陷落崇祯殉国后，文官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从道义上和实际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都认可了大明亡国的事实，这也就是京师文官多半投降的原因所在。

这个时候，闵元启若是说在练兵等着打东虏，荒唐不说还容易动摇士气。

东虏几十年屡战大明官兵，每战杀伤甚多，知名的文官大吏和总兵级别的将领在辽东不知道死了多少，东虏在大明民间已经成了不可敌的代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