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次分手之后他就交了这个女朋友，后来我们复合，他们分开；我们分开，他们复合，时间线很错乱。

复合的那一次跨年夜，这个女生的朋友给郑文博发了一张她喝醉酒的照片，当时我就在隔壁，我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女生，像是从她手中抢走了东西一样。

最后一次分手是我主动放手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觉得，与其三个人痛苦不如我一个人痛苦，距离是敌不过的难题，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就交给她照顾吧。

“他朋友圈有她女朋友的照片，你没看过吗？”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偷偷地点进郑文博的朋友圈看，但非好友只能展示十条动态。

“我早就把他删了。”一一不屑地说。

“我比一一更早，有一次他发了一句什么，我觉得很恶心就删了。”fifi也一脸轻松地说。

“我是问了一一，她说她删了我也删了。”我是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要不是在公共场合真的想一下子把她们搂住。

有心理学家说过，有三个因素阻碍人们从痛苦中振作：自我化、普遍化和永久化。

显然我是无一幸免，听不进去别人的劝阻，只是一味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将所有曾经跟他经历过的东西挂上他的标签，笼统地将他们归类；不相信自己会变好，放任自由消极的情绪。

黑洞从来都不是他给我的，而是我自己亲手建的。

健豪曾经想努力地把这个黑洞搬开，但他失败了。我看过一个关于蘑菇的故事：

有一个精神病人，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蘑菇，于是他每天都撑着一把伞蹲在房间的墙角里，不吃也不喝。有一天，心理医生也撑了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

病人很奇怪地问：“你是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