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入）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及其他的同僚们底气大增。他们知道，以这样的能力，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入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交通系排挤一边。

奉系经济已有成型的班底，旧交通系目前的用处已不大，底气也远逊于奉系，想在这场一边倒的较量中谋取话语权，这是缺少政治智慧的表现。从梁士诒、朱启钤担任天津投融资委员会副主任开始，旧交通系作为民国史上势力厚重的一方，已经渐渐淡出政治的视线。

亏得叶恭绰还想着借重自己的智谋东山再起。若非他在目前因为对中|央各银行的资本运作有较深的了解还能有点价值，他的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也保不住。

东北银行通过少量入股，即取得中|央银行的控股权；东北农业银行用它绝对的资本量取代了中国农民银行。奉系凭借庞大的经济能力大举挺进京、津各地，各个行业都被以奉系各行业公会（托拉斯的宣传与统战机构）的势力所挤占单一的作坊式单元，怎么能和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东北大型企业相抗衡？而且行业公会又擅长于力量的集合！

这就像在沙漠里行走多时突然遇到了泉水一样，庞大而有力的东北金融集团、工业集团潮水般迅速地湮没了众多星罗棋布的海岛般的实业，他们已经用新的高度审视华北这块热土。除了军事活动被严格限制外，京、津、热诸地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奉系手里。

经历了倒阁风波的靳云鹏也彻底倒向了张作霖。他顶着总统徐世昌的压力，将奉系要员刘尚清、潘复、孙烈臣召进了内阁，分别任财经、农工及极重要的陆军总长，使主要阁员均为奉系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