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他们担心自己的既有利益受到侵害，害怕民国政|府的土地改革与限制私人资本发展，采用支持当地实力派人物寻求保护。对全国市场统一的淡漠与渴求安定生产环境与一定政治特权的愿望使他们成为当地军阀有力的统治支持者与经济来源之一。

即使有些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也只在本乡、本县、本省开办工厂，兴办实业，很少见到有跨省际的大公司。加之各地军阀纷争，安全因素不但成为商人远行的重要评估，也成为军阀为防止外来渗透而进行控制地封闭自治的一条诱因，如后来阎锡山在山西自造的小火车便是一例。

这样的经济状况，虽然在后来的抗战中有有利的一面各地受外界封锁影响较小，均可自行作战。也有不利的一面资本小则很难形成规模，也很难在重大工业方面有突破或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导致十四年抗战，节节抵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是张汉卿所不愿见到的。

更重要的是东北新政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基础经济建设方面百废待兴，投资巨大。虽说这样的基础建设是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但是花钱如流水，非东北财政短期所能承受。还有政|府兴建的国有厂矿，更是投资惊人，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成立2年来又已发行了近5亿元的国债，尚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财政投入需求。

不是还有大量黄金没用吗？只要把黄金在国际市场上这么一兑，钱不就来了吗？主要考虑这笔钱来之“不义”，就像盗了银行的连号钞票一样，必须化整为零，一点一点消耗掉。虽然奉系政|府也是这么干的，毕竟缓不济急。

张汉卿劫来的黄金，运来沈阳后的300吨已经所剩无几了100吨做为货币发行储备，扩大沈阳兵工厂用去5吨，建设六条铁路预留30吨，举办铁矿、煤矿等实业陆续投资用去70多吨，公路、水利建设用去30多吨，拖拉机厂用去3吨，配套工厂用去5吨。在关内兴建天津汽车厂用去20吨，新建的唐山机床厂用去5吨。这些都变为东北实业银行或交通银行的股份，握在自己手里。剩下的部分，已经作为建设大学和普及义务教育的预留资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