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之前研究过，这伙盗墓贼警惕性这么高，每次行动之前都分散集结，还有专门试探的领取工具，说明这伙人非常专业，而且背后有高人指挥。专案组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是放着这群人暂时不抓，也得试探出他们背后的保护伞。”

说着话于酉霖掏出烟来分给我，直到点燃了烟才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盗墓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人。专案组打算把这件案子当成典型，哪怕不能抓现形，也得打碎他们背后的利益链条，至少一段时间内让他们不敢再作案。省厅已经开始对外采购国外的新设备了，只要能争取一段时间，新设备一到，以后再处理这种案子，咱们都有现场记录的设备了，那时候这帮家伙可就没那么容易翻案了。”

于酉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这才明白他这么做的用意。显然是我自己想的多了，这段记忆的时间是1995年，这个时期的警察办案可没有执法记录仪，很多时候哪怕人赃并获，将犯人抓了现形，等移交法院的时候，又会出现证据不足，让那些违法者有脱罪的机会。

现代人的理念觉得警察现场抓到了人就万事大吉，实际上这个时期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尤其是90年代的制度还没有那么完善，整个社会也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多方干预甚至地区保护才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那些大资本才是这个时期最有话语权的人，只要大资本表现出了对本地区的投资意向，就立刻会有人来干预警察的执法，抓了人也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迫放掉。

于酉霖显然是在暗示我，专案组要将所有的外部干涉一网打尽，哪怕不能全部处理，也要让那些背后的人知道，警方执法不是那么好干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