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想体系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主流，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对一个民族的作为个体的每位成员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境遇与心情发生影响。其信条能否被真诚地信奉和遵守。

能否做到真正关怀永远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平凡甚至琐碎的世俗的、日常的生活，对其所关心的诸如生老病死、沉浮荣辱、喜怒哀乐等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做出解释，并为其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对其形成有效的关怀。

惟其如此，方能得到最广泛的接受与认同。

另外，尚需具有适合于各阶层大众的理解能力、审美情趣、接受程度的传播形式，以便使该思想体系最大程度地对社会施加影响，通过对民间社会及其生活的参与，对民众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上述方面考察古往今来的儒学却一直未能完全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先天不足，不得不借助道教和佛教予以补充，形成儒、释、道并存并立的局面。

任何学说得以产生、发展、流传，皆因该学说具有满足社会在某些方面需求之功能所致。换言之，必是某些社会成员能够从该学说中找到他们所需求的精神食粮。

而作为主流思想体系而言，其必然要对全体社会成员在其整个生的过程中精神上的依托与需求。

此乃难乎其难之重任也。众所周知。儒学以昂扬的处世态度、入世的精神特质和利他的价值取向，教育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兼济天下发奋进取，也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的千秋伟业。

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能够成就功业者毕竟仅占少数，芸芸众生命中注定了要“虚度光阴”，“默默无闻”；即使是成功者，在其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亦是得意事寡而失意事多。

默默无闻者毕竟也要一天天完成生命之过程；失意者亦需要精神的关怀和抚慰。而儒家学说在上述问题上的说教是显得那样的冷漠和生硬。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一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之骄矜。芸芸众生在此间能感受到的只有被歧视、轻蔑后的失落与悲凉。

而对于遭受失败、挫折者，儒学大师如何予以“安慰”？对于物质上的匮乏，“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

换言之，“你如此留心于物质享受，难道是想做小人而非君子？”对于讨教者而言，简直就是徒招其辱。

对于肉体上的打击，“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换言之，“这是苍天惠顾你，你应感到求之不得，好事必在将来。”对于寻求安慰者无异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回报则遥遥无期。

且只有获得成功。“夙志得遂”，才可视为是对以往一切苦难的补偿，不然则大亏；而对意志薄弱者，无异于自讨没趣，雪上加霜。

再者，生命与死亡的命题，是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人能够洞悉自己必死无疑，恐惧与痛楚对所有人而言，既乃挥之不去的梦魇，亦是永无答案的困惑。

世世代代的人们皆希冀在此问题上得到真诚的关怀，但回答竟如此冷漠：“未知生，焉知死？”，“舍生而取义！”

趋利避害、好逸恶劳喜生恶死，皆人之天性，而与生俱来的人性特点在儒学中皆在被鞭挞之列而被提升、异化的动力皆来自对出人头地、高居人上和青史留名的所谓“降大任”“成仁”“取义”之渴望与谋求，只有实现上述目标即建功立业，方可补偿追求者一生历经的苦难和敉平或消解人们对死亡的惧怕与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