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不同点，是由于鲁尔经济区的诞生，使各地掀起了工商业和金融发展热潮，维新派成员结构由大部分为知识分子变成了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各一半。

各地的纺织、制鞋作坊以及衍生的运输、贸易、酿酒商会较原来时空多了很多，这些小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学徒迅速成为维新派的新生力量，使原来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逐渐演变成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主各占一半的局面；同时，由于金融业的发展，犹太人也更加活跃，这使得因为犹太人产生的冲突更为频繁和激烈。维新派阵营中，民族主义、反犹主义远比原来时空更为强势。

维新派这种组成结构变化，使其行动力大增，逐渐从知识界、舆论界走向世俗和街头。在三位国务大臣辞职后，国内反对卡尔斯巴德法案的声浪从地下转到地上，几乎是紧接着反犹行动之后，又开始了抗议行动，抗议活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蔓延到了整个德意志地区。这一行动不再针对犹太人，而是直接针对当局，这让德意志诸国朝廷措手不及，面对各城市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准备不足。即使如此，普鲁士警察大臣霍亨施泰因和内政大臣舒克曼仍然毫不手软的采用高压政策，并要求德意志地区其他邦国同样依据卡尔斯巴德决议采取强硬姿态。这造成了德意志诸国司法系统对普鲁士的强烈不满。

第三个不同点，是在国王置地的带动下，相比原来时空，贵族们更深入和广泛的参与了工商业活动，使维新派领导层从冲动的知识分子为主转变为讲究策略的新贵族为主。

最明显的体现在，各地的抗议活动显然因为受到了新贵族的影响，组织性更强，行动更理智，诉求更宏观。

抗议者的诉求从反对卡尔斯巴德法案，延伸到要求朝廷对1814年以来久拖不决，由首相哈登贝格和外相洪堡草拟的“宪法草案”给出答复，这让朝廷处理起来更为棘手。

这批新贵不像之前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法国启蒙运动思想来接受自由理念，而是自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有切实的受保护需要，加上通过各种渠道对朝政专横手段的熟知，使得他们站到了维新派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