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造成了权力对市场的严重干扰，也正是维新派背后的新贵族和工商业主势力要求改革的原因。谢绾是幸运的，他通过军事装备打通了与王室的裙带关系，但饶是如此，他也背负了大量的额外开支，而大多数普通工商业主连这个运气也没有，他们只能通过一些中低层权力者不停地与朝廷博弈，甚至煽动中间阶层制造混乱。

但令人不解的是，同样是传统社会的普鲁士和清国，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局？

以谢绾非专业政治家的见解，归根到底还是对工商业的认知不同。普鲁士朝廷的内部争斗和贪腐，争的是谁能拿到工商业的掌控权以获取利益，而工商业本身，为各方所共同看重；而清国朝廷的内部斗争，争的却是要不要维护正统性，甚至”君子固穷“也是原则，从上到下反对工商业。那些实际上推动发展的清国工商业者，先天就站在道德下风，只能用不正当手段腐蚀顽固的朝廷才能获得生存空间，这加重了他们道德的缺陷，形成恶性循环。这就使得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完全不同，一个是趋于发展，一个是趋于高层与市场逐渐背离。

看来，社会道德败坏不可怕，可怕的是拿着道德当令箭的歧视。

第二天下午，会计拿着几页汇总结果来见谢绾。谢绾看他眼睛红红的，便从口袋里掏出十个塔勒递给他，

“谢谢您，这是这次临时工作的报酬。记住，以后每个月汇总一次，在给我看明细账之前先给我这个汇总结果。”会计点点头，千恩万谢地接过十个塔勒，正要退出门去，谢绾又叫住他，“以后对大笔支出发现什么问题，直接跟我汇报，一经查实，我还有重赏。”

等会计离开，谢绾摊开汇总结果，又找了张纸，按月计算起来。他越计算表情越难看，眉头紧紧地拧成一个川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