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咱们传统的汉人解经，分为古今两大学派，就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

古文学家是依据版本、依据事实来考证这个书的真伪，这一段文字的是非真假，今文学家的——当时新文学家都是一帮“中央委员”一级的政治家——要求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他解诗经的时候就枉加阐释，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到宋代这个时候，王安石他们搞变革的时候，解经的时候都是随意而为。

甚至可以说，一直发展到咱们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的阐释都有他们共同的性质，就是说我随意而解《红楼梦》。

文学艺术研究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有这样的要求，那么阐释必然是歪的。

实际上说到考证派，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实，他从古文学家那儿流变来的。

可是当胡适这一派，就是新红学派，把曹家和《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府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只不过是说蔡元培他们这一派索隐的是明珠家世，什么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他索隐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区别在于混同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包括还有人想问张先生，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评价是认为它的主题就是展示人生的痛苦与解脱，《红楼梦》的精神就是解脱精神，那么您如何来评价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这种悲剧诠释。

张俊先生对此表示关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写过一篇就叫做《〈红楼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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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文章呢在当时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同于评点派、索隐派的观点的。

我接着刚才孙玉明先生说的，索隐派里边有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就是明珠家世，写的就是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在清朝是个有名的词人，词写得相当好，王国维先生就认为，《红楼梦》里边的一些感情色彩和纳兰性德的词是一样的，是相通的。

但是他认为《红楼梦》里面所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绝对不是纳兰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种感情。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是悲剧里边的悲剧。

《红楼梦》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人生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这个观点大概最早的来自于王国维先生的那个意见，因为王国维先生是一个文字学家，是一个古典文献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觉得比索隐派的蔡元培先生、沈瓶庵这些，比他们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