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云南省为最多，仅在雍正年间昭通地区就兴修水利工程10处，灌溉面积达2万余亩。

据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三水利条记载，雍正年间云南省疏河、开渠、筑堤、建闸等各项水利工程达70项之多。

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改流后，还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农具输入到改流地区。

鄂西地区“向来刀耕火种，不用灰粪”，因此鹤峰第一任流官知州即教民“积粪和灰”，“多收草粪”，引进铁犁、铁耙、铁镰等，使“高低田地，皆用牛耕”。

其它省改流地区这种引进先进技术和农具的现象亦很普遍。

改流后亦使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对改流地区清政府鼓励从事多种经营，鄂西地区改流后“女勤于织，户有机声”，木匠、铜匠、裁缝各业俱有;施南府“百工多系本地居民有精于艺者，或居肆置物”。

云南东川的矿业也有发展，“矿产税年收万金”。

集市贸易更为繁荣，改流后水陆交通的开通，“水道可以安稳行舟，往来商贾称便，苗、彝土特产，借以源源输出，外地商品，如盐、米、布帛诸物亦得以大量输入”。

湖北鹤峰州“舟楫之往来，连络不绝，商贾之货殖，各种俱全;人事之繁华，已至其极”。

改流地区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

总之，改土归流促进了原土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促进了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改流前土司往往以“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向来土官不容夷人应考，恐其入学，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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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流后清政府下令废除“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的旧规，提倡在各改流地区广设学校，凡有条件办学的地方，均设立学校和教职，还规定取士名额。

湖北鹤峰流官知州提出设立义馆，令民间子弟上学，7岁以上儿童必须上学，父母不得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