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惜的是，“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本来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后就被残酷的蒙元给遗弃了。

因为那时人分四等，别说犯罪了，就算是杀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杀死最低等的南人，只需要赔偿一头驴，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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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

以及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在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

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转入检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则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讯。

录问的用意在防范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狱，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坚持在庭审之后、检法之前插入了一道“录问”的程序。

刑案未经录问，便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像是宋哲宗年间，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审结后上奏哲宗，哲宗“诏特处死”。

因为结案时未经录问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议：“不惟中有疑惑，兼恐异时挟情鞫狱，以逃省寺讥察，非钦恤用刑之意。请今后狱具，并须依条差官审录。”

最后，哲宗只好下诏，重申录问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后司法机关如审判不走录问程序，以违制论。

以宋代的惯例，对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实在是事关重大，在聚录一次之后，往往还要从邻州选官，再录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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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

在录问时，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

“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