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民族偏见大大加深，汉族的正统观念由此奠定，和亲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

因而当少数民族政权提出和亲请求时，宋人心理是无法接受的。

像是《宣和遗事》开篇即言:“中国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人欲也，皆是阴类”。

所以，宋朝并没有出现“和亲”现象，即使在面对辽、夏的和亲请求时也是坚决拒绝和亲。

包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来治理国家，像是赵普在《上太宗请班师》中说“以威德御之”；孙觉在致神宗“胜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说：“盖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见威德，故敢或为侵侮以窥我边。”

不难看出，他们无不奉行以德治来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强调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对待番邦要“示之以德”。

也就是只要统治者具备高尚的德行，就能让番邦真心的臣服于中原王朝；而他们认为夷狄之所以屡屡侵犯边境，就是因为没有对他们推行“德治”，没有施予恩惠。

对德治的推崇与浸淫下，他们认为与蛮夷“和亲”是一种失德行为，而岁币既可满足蛮夷对于中原财富的物质需要，避免战争。

而且可以通过金钱安抚他们，并以此作为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种宽容和恩赐，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心理，彰显大国风范，实现其“大德治天下”的目的。

所以标榜开明又崇尚德治的宋王朝统治者比起“和亲”更愿意以钱财来平息战乱，维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氪金就是天下无敌，没什么事是氪金解决不了的。

于是，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朝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

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给钱则小事一桩，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由此可见，还是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无和亲”提供了保障，那就是我太有钱了，不差这么一点，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当然，这也主要得力于宋朝时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南移，要知道宋朝当时的垦田总数目达到了7.2亿亩左右，虽然它的国土面积比不上汉唐，但这一数额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却依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外，宋朝时种子、肥料得到了广泛普及，农具和生产方式不断进步，使得宋朝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