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关于边患问题，刘皇帝态度很明确，只要大汉自身强势强盛，什么都不是问题，关键是留下一套可持续的有利于朝廷的政策。

相比之下，大汉自身的问题，反而是最为关键，也最值得刘皇帝深思的。而不得不说，这么多年了，刘皇帝头一次对大汉占地过广，而感到忧虑了。

贪大求全，也往往伴随着各种负面影响，消化巩固上的困难更为严重。

从刘皇帝继位开始，励精图治，大汉就走上了一条扩张的道路，十五年时间，逐步扫平割据，收复关山。如果说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顺天意，应民心，那进入开宝年之后，大汉所有的军事行动，就并不是显得那么理性了。

从开宝元年开始，西取河西，南定安南，拓吐蕃，收流求，灭大理，北伐契丹，虽然无一例外，全部取得了胜利，但是，太快了，囫囵吞枣，最终也容易噎到自身。

可以说，刘皇帝只用了二十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一系列名垂青史、光照千古的丰功伟业。但是，理性地看待，这样的武功盛世，却显得根基不牢，给人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

乾祐十五年中的统一战争，对朝廷而言，是赚到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层面来看，都是有利的。而开宝年后，每一场战争，都可以说是亏本的，朝廷付出了大量的将士伤亡，征调了上百万的民力，靡费了巨额的钱粮，也确实得到了大量的土地，但然后呢？

朝廷需要派遣官吏，需要留驻戍卒，需要考虑各地传统势力关系，需要持续的行政成本支出，以巩固对这些新占土地的统治，然而收益呢？可以说，几乎没有！

河西、辽东，关乎到大汉战略安全，具备极高军事价值，投入再大，也值得。但相比之下，西南地区，就显得有些鸡肋了，每年的税收，连自给自足都困难，何况返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