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微生物不是实验室里的标本，得让它们能真正解决问题，就像赵博士说的，从自然里来，到需要的地方去。”

“再往深了说，生物资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

以前很多极端微生物的研究，核心技术攥在别人手里，比如刚才提到的低温酶，以前一吨要800万，不是我们买不起，是被卡脖子的滋味不好受。

我们建实验室，就是要自己搞研发，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成本能降下来，应用也能更灵活。”

他顿了顿，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红点笑着讲道：“而且你们看，像这样的生物实验室，我们不止这一座。

我们还有几座专门用于各方面研究的生物实验室，其中就专门侧重于植物研究的生物实验室，还有专门运用于细菌研究的P4微生物实验室，以及专门用于病毒研究的P3实验室。以及专门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生物实验室等等”

“这些实验室各有侧重，但目标一致：把生物资源吃透、用好。

有的解决眼前的问题，比如边防和环保，粮食；有的着眼长远，比如深空探测和生物制药等等。

我们花这些钱，不是为了建‘标本馆’，是要建‘技术孵化器’，让实验室里的培养舱，能长出真正能服务国家、造福社会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