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是一个体积单位，不同的稻米，在重量上会有出入，但大致应该都在后世的1215斤左右，一亩地交15斤的赋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最低点，任谁都不应该说高了。

阮秉谦想了想，又问道“那么，京华收多少呢？”

高务实淡淡地道“京华一亩地收十斗。”

阮秉谦顿时大吃一惊“怎会这么高？”

高务实笑容中露出淡淡地不屑“苏州一带的水田，水稻亩产在六百五十斤左右，而安南水力充裕、土地肥沃，日照更甚于苏州，亩产不会低于此数——倘若低了，那说明田地照料得不好。京华收十斗，都统司收一斗，也不过十一斗，最多不过一百六十五斤，佃户能留下将近五百斤……还不够么？”

高务实的这个数据，是他当年在党校学习一篇关于袁老爷子功绩的课时，看到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闵宗殿先生发表论文《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此文推算出了唐、宋、明、清四个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亩产唐朝亩产138公斤；宋朝亩产225公斤；明朝亩产333公斤；清朝亩产278公斤。

安南红河平原相比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水稻种植上丝毫不落下风，且稻种同样是占城稻，亩产没有理由比大明国内要低，所以这个征收比例其实真的不算高。